元宇宙市场与现实世界市场在商业层面应当是同一个统一市场，而政府的法治化监管对建立和维护统一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意义。
将这一争论放置于法哲学的视域中进行梳理，也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现代法治的基本概念。同样地，现代社会的主流法哲学理论一般也都主张比较薄的规范性基础，也就是尽可能地依循人类本性去构建普遍原则。
它既不像自然法那样把法律的正义属性溯源至某种形而上的本质或者自然，也不像法律实证主义那样诉诸客观且确定的实在法，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社会，认为社会可以成为法之正当性/规范性的重要源泉。在前两点基础上，每一位参与者必须保持一种开放和理性的态度，必须对其他人的观点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反思，在充分回应他人观点基础上才能展开自己新的论述。哈贝马斯总是倾向于从规范性、理想性的立场上对这些概念赋予涵义。哈贝马斯曾在自己晚近的重要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专门开辟两章用于讨论福柯的思想，其核心批判即在于后者的理论缺乏一致的规范性基础但反过来说，无论是将法律规范解释成独立于内容的理由，还是优先性理由，最终又不得不依赖于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证成此种特殊的行动理由，是合理的。
这恰恰是法律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其中法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典型，就是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学法学和以卢埃林、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中华法系之所长，恰为西方法系之 所短。参见严存生著：《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00—201页。道德与权利各自都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活动范围、运行轨迹。[5] 《明史·太祖纪》 [6] 对于言利之人，朱元璋还有一事更能说明其态度： 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
如究其原因，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在中国古代，从来都认为道德与权利是二元对立的，看看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就知道了。[7]同样表现出重义轻利的样子。
‘有赃重者，坐赃论，谓计赃重于本罪者，从赃而断。道德关系处于恶的对立中，怎能不需要法律用权威性的力量加以匡正。然而，权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权利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愈繁多且冲突不断，不是统治者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当权利关系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为之排忧解难，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得到正常的进行。可是，这些理论大都停留在学说中，却没有真正融汇于法律中，这固然有众说纷纭不能统一的原由，更是没有切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肯綮。
权利在西方法系中的高歌猛进，为世界树立了典范，可谓辉煌灿烂。这毕竟也算是历史的进步。【疏】议曰：‘在官长吏，谓内外百司，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未能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谕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鉴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性，在法律中要明确区分道德规范与权利规范，让它们各依其理，各司其职。
汉高祖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所以必须将二者置于恰当的位置。
[17]近有富勒高呼的《法律的道德性》。第三，权利是随着商品交换发展变化的，权利关系中的恶的对立，更是因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繁盛而增加，但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总体上虽在不断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所以权利纠纷在中华法系中所占权重也不会大，这也是原因之一。
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事见《明史·食货志》 [7] 《明史·食货志》 [8]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一权利被包含在‘礼中。[10] （英）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18] 西方也有人认为人性分为理性和感性，理性使人行善，是道德的，感性使人作恶，是不道德的。近代则有黑格尔、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阐扬、恶的对立的提示、权利关系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发。这在孟子与荀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中可以看出。
但是，道德和权利作为人性的两种主要表现，作为两种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都会遭遇恶的对立的现实存在，必然都会体现在法律中，只是在中华法系中道德的体现更自觉、更集中、更主要，权利的体现则显得自发、盲目、简陋。作者自己的祖国，更是以日不落帝国之名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闯，盘下了一百多个殖民地的家当。
更严格的是，官员即使有政迹，也不能自己分派别人为自己立碑，否则与长吏辄立碑者同。既然此理至明，为什么中华法系只以道德为宗，权利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为何道德却难以融入其中？ 中华法系的长项与短板，我们上面作了分析。
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特朗普用美利坚优先的大言不惭，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不能不让人感叹道德的沦丧。
[5]人家只是建议开铁矿及冶炼，朱元璋却搬出贤（义）与利的大道理，说是不利于国家人民。若所部自立及自申上，不知、不遣者不坐。可以仿照刑法与民法的分立，分别设立道德法与权利法，各自受理相应的案件。重道德而轻权利，成为中华法系的长项与短板，道德渐习却不觉，日用而不知，浸浸然成一文明礼义之邦，享誉世界。
西方大佬法国，在非洲对土著的捕猎和黑奴买卖，也是令人发指的。其次，中华法系的成熟，是在对秦法暴虐的反思中完成的，因此强调道德，成为中华法系的主旋律。
前面我们讨论过，权利的正常行使，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5]三是认为道德是天理，是公。
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其次，中国古人对于利或权利的理解主要就是经由商业而获取的利益，在我们的理论中，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私有产权的明晰化，这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在特定意义上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是人们厌弃的。
道德植入法律中，不是生硬地把道德灌入法律中，更不是用道德规范取代法律规范，而是遵循法律的自身规定性——即对恶的对立的解决，将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交由法律，用道德关系中的价值取向来决定法律规范，作为依法判案的依据，从而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融合。[3]汉高祖这样做，其实还有点愤愤不平，在这段话的上面还有这样两句：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意思是说，连我乘坐的车都配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我的将相还只能坐牛拉的车，你商人凭什么衣丝乘车。就有德沃金等不同意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认为只是法律规则。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
因此，在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这种传统本身正在面临崩溃的威胁。它们被破坏了，出轨了（总称为出现了恶的对立），人类文明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严重时就会坍塌。
我们如此推重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作用，人们或许会认为大谬不然，请看沈家本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肆意剔除，续看王世杰辈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嗤之以鼻，再看当代中国法学家对中华法系中道德因素的讳莫如深，几乎无人理睬中华法系的道德内涵，更不要说为中华法系的独特优势喝彩了。权利的勃兴，激发出创造，加增着财富，满足了需求。
